要了解中国当代的情况

作者:战锤全面战争2

要了解中国当代的情况。注:本文以史料为依据,大家请理性阅读。

无论是国家关系、省份话语、个人地位,说到底都是看你是不是足够强大。无论是中世纪黑暗期后的“新航路大发现”造就的真正世界史,还是中国自贤能“三黄五帝”后的奴隶制商、周朝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期间的中国史,一个最核心的教训就是,“社会是进化而动态的,任何一个制度必须要跟着社会情况而动态调整,否则一个僵硬的制度框架消化不掉累计起来的各阶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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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国当代的情况,只需要看看元、明、清、军阀混战、民国、共和国这几个时期的社会变迁史。由元朝所建立,并由明、清发展完善起来的中国行政体系(管理行政的机构、管理军事的机构、代表皇帝监督协作地方事务的机构),及全国行省的边界划分标准都基本被继承到当代(将全国按照省、道、府、县级别进行管理)。

由明朝创造的“巡抚制度”,与当前的中央委派不同的巡视组下到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巡视暗访并有权上报中央予以弹劾的制度功能相似。

中华民族当然需要感谢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唐、宋时期都出现过盛世,但是只有到彪悍好战的蒙古统治下的元,中国的领土才扩展到历史之最(这里是相比于他的前朝,清朝帝国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领土时期),在明、清早中期时的中国都是世界强国(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期)。

要了解中国当代的情况。要了解中国当代的情况。元朝建立的行省体系由明、清继承并改善,将地方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在有监督下有效地管理,更何况元朝还是采纳汉族传统统治汉人并任用汉官(高官自然多是由蒙古人把持)。

要知道成吉思汗一直率领军队攻打到东欧地区,由他的子孙分别建立了四个汗国(中东地区、中亚地区、现乌克兰及俄罗斯西部地区、元朝),除了元朝统治者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外,其他三个地区的汗国统治者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说明统治者更愿意用当地文化、信仰、传统来治理其管辖地(元朝派遣中东、中亚地区穆斯林官员来大元做官,这必然会让伊斯兰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广泛传播,但元朝对穆斯林有严格的习俗、饮食方面的限制)。

明、清两个朝代对当前中国的影响就更直接了,现在的明清故宫、颐和园、圆明园遗迹、中南海、景山、明清皇陵墓、长城(山海关)都是这两朝代留下的遗物。什么“康熙镇压伊犁叛乱平复新疆”,“左宗棠镇守西北平复Dungan回民叛乱”,“训练北杨新军军官的保定军事学院”,“天津、上海、大连、青岛、湛江、香港、澳门被划为外国租借地或霸占”,“英国欲侵略西藏所签订的‘Shimla条约’”,“慈溪控制同治、光绪的半个世纪垂帘听政”等清朝期间的事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后来半个世纪的命运。

袁世凯总统复辟帝制未果猝死后,他的北洋军集团内部就演变出了奉天系、直隶系、安徽系、山西系、西北马家系、江浙系,这些北方军阀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成就了张作霖、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阎锡山、张宗昌、Ma Qi等等乱世枭雄,这些军阀‘大’部分都讨厌南方的新桂林系(白崇禧、李宗仁)、蔡锷的云南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系,尽管他们需要在维持其专制地位时获得这些盘踞在中国远方军阀集团表态。

那个年代呈现的就是强者通吃的现实,没有军队而只有理想和墨水的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如鲁迅散文集那般“呐喊”了,用威胁、恐吓、贿赂、暗杀等系列手段达到个人专权的武力手段,众所周知的“背叛将军”冯玉祥就是世事造就的生存能力高手。

在北伐过程中,孙中山去世了,蒋介石作为一个在革命党级别较嫩的曾经黄埔军校校长,通过其军事上握有的重要资源,竟压倒了党内的高级别大佬如汪精卫、胡汉民等,最终成为操控国民党的专断终身总裁。

说起来,这还是一个因战乱而讲究武力法则的枭雄时代,汪精卫尽管本身不赞同Communism意识形态,但他却是国民党内部的左派领袖人物,倡导与共产党合作讨伐军阀等原则,最后的“宁汉分流”造成的武汉和南京两个政府只是形式上的昙花一现,掌握军事资源的蒋介石才是所有活动的中心。

后来人都批判汪精卫是“汉奸”、“卖国贼”、“走狗”等等,可是细想想看,汪精卫确实是属于怀才不遇的那种人士,只有当时的日本军队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实现他的想达到却无法实现的愿望,毕竟,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汪精卫拿什么去做他自己想要去做的呢?

民国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不就是依靠军事、政治、经济、关系而发展壮大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是姐夫、妹夫关系的,宋子文、孔祥熙都是富可敌国的商贾,而且还通过蒋的平台成为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而陈氏兄弟俩领导的“CC Clique”影响力甚大,借助这个平台宣传蒋介石的内外政策。

蒋介石为了抗日、反共行动,更为了对其陈旧落后的军事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将可以生产日后用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原材料作为交易资本,换取了德国对蒋介石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这是中德合作史上对中国工业化帮助很大的几十年。

当时孔祥熙以财政部长身份,前往德国进行游说希特勒政府,希望德国不要帮助侵略日本的中国,指日本就像一战时的意大利是个两边倒的投机主义者,而德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还有重要工业也原材料,对工业化的德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日军侵占东三省,并在37年发动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当时的中共力量相比国民军是太弱太小了,所以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对日作战主要是国民党主力军队开展,可是想要速战速决的日军很快通过“上海战役”攻占上海,并在同年把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占领,制造了集烧、杀、抢、掠、奸于一体的“南京大屠杀”,在战争里永远没有正义和道德的立足之地,唯有战争失败与否的最后论定。

前不久,偶然看到了出版于97年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作者通过对那几个曾经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外国人日记、摄影的搜集整理,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准确、系统、客观地审视这段差点被遗忘的大屠杀。

爱国是必要的,但是,爱我们作为同种生物的人类更可贵,当看到一些只有14岁的小女孩被逮住而遭到6-10个残忍日本军人轮奸的文字,当看到对一个还有几天就要生育的孕妇因反抗被强奸而遭到刺刀直刺其胎盘暴露肠腹图片时,这种因为自己祖国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方方面面软弱而遭到众人欺凌的酸楚,我明白唯有强大才能做到不被欺凌,其他仁义道德国际法则都是虚幻的存在。

在苏联斯大林时期(24年-53年),斯大林其实是支持国民党的(49年后,斯大林开始与CPC和好并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他认为CPC在中国成不了气候,所以苏联给国民党提供了资金、军事及专家指导方面支持,为什么走同样Communism道路的苏联竟然不愿意支持CPC反而支持国民党呢?

在我看来,国际关系史不可能按照意识形态来进行简单归队所衍生出来的历史,他始终是建立在双方国力强弱评估基础上而采取的务实主义政策的利益争夺史,这就是国际关系的最核心一层。

苏联的斯大林看到中国的内忧外患局势,多次侵犯中国新疆边境地区,扶持当地的傀儡政权,建立”First /Second East Turknistan“,并且把蒙古国从中华民国版图独立出来作为出兵中国东北驱赶日本的政治协议,至于后面的“珍宝岛战役”的目的是什么不重要(中苏分裂),但我们必须要警惕这个掠夺了中国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俄国熊。

在取得决定性的“三次大会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主力部队,但是仍有几百万的参与部队继续在与解放军作战,他们通过与当地那些欺负百姓的土匪强盗联合起来竟然想要发起游击战,这个重大的战略性失误不仅失去当地民心,其本身更是一个内部脆弱的不堪任何外力打击的联合体,毕竟国民党军队曾经狠狠地打击过这帮土匪强盗。

国民党主要兵力退到中国边远的西南地区,加上当地的规模庞大的土匪强盗团伙,当时总规模竟然达到了100百万,“西南剿匪记”就在云南、贵州、四川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结果是PLA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残余部队继续撤退到云南与缅甸边境地区,这就让PLA发起了著名的“中缅边境追击战”,这次彻底让国军残余力量流落到了缅甸并最终辗转至著名的“金三角”,那个地方当时贫瘠不堪,这么多军人需要养活,他们就通过对过往“金三角”的毒品运输车辆征收过路费,后来遭到了泰国、缅甸、老挝三国的联合打击,不过当前的“金三角”、“新月湾”仍是全世界毒品泛滥的重灾区。

这里还是强权在起作用,辗转到“金三角”的国军可能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联合起来整编成部队,其他小角色都必须臣服于他们,并通过军事力量获得经济实力并渗透到政治运作中,这就是“强权就是真理”的现实生存法则。

历史上的西藏由三部分构成:Amdo,U-Tsang和Kham,在清朝期间由回民马氏家族掌控的“西宁地区”在现在青海省的北部,而其南部和西部地区就是前面提到的Amdo,这里分布的主要是藏民族,但他们是由当地的一些部落首领进行管理的,既不臣服于U-Tsang的藏族Lama,也不臣服于回民管理的政府。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西藏-青海战役”,U-Tsang竟然想要侵犯Amdo,然后Amdo就向西宁地区的回民寻求帮助,最后马家领导军队将前来侵犯的U-Tsang藏军队击败,并渐渐地将影响力扩展到我们如今的整个青海地区。

至于现在被分配到四川的西康省和青海南端的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是我们流传至今的“康定情歌”中康巴汉子主导的“Kham”地区。Kham由东Kham和西Kham两个部分组成,西Kham现在已经划给西藏自治区了,而东Kham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甘孜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还包括攀枝花,再加上青海南端的那些少数民族自治县,四川与西藏的边界就是依照长江而分了,一场著名战役—“昌都之战”解放了西Kham。

由于前面提到的回民在清朝、国民政府时期多次与西藏佛教徒军队发生战役,这使得西藏藏民自从那个时候起,就极度憎恨回族居民,一直到现在有极大隔阂和不满。当前中国政府一直较为器重回民,而对那些位于天山南部的分裂主义穆斯林较为警惕,同时对西藏区域的分裂势力也保持谨慎姿态。

另,根据学者研究,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让“两广行省”中的广西省转变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居民仅仅30%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广西、广东连同北部越南曾经是“南粤国”所在地,而其内部汉族居民当时不太欢迎“Communism”,所以想要把这股不稳定势力给分裂减弱而不至于让他们凝在一起妨碍诸如“土地改革”,“集体化”等社会主义建设活动。

马家军盘踞在中国西北一隅,掌控了真个大西北的政治、军事局势,对中国西北局势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凭借的就是满腔热血的真刀真枪卖力干。

综上而言,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要想有话语权,那就必须要掌握武力和资本,并凭借这两样获得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中国政经军不分家的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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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军阀混战和民国时期权倾一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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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on 12/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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